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弱”出自《韩非子·有度》。《韩非子》成书于战国末年，被后人视为法家之集大成者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，催生了诸子百家，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，法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。法家重视法度、注重实践，具有鲜明的实践操作特征，并一直以富国强兵、治世安民为旨归。法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定国安邦理论，从汉代起倡导外儒内法、儒法结合，一直到清代，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思想。

韩非是法家学派代表人物，广为人知的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”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“世异则事异”“事异则备变”等，就是出自韩非的思想。

古代很多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法令、制度无可替代的治理作用，将“奉法”视为治国理政的关键。《管子》说：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法，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。公元前356年，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就以魏国李悝的《法经》为底，制定了秦国的法律。《法经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、完整的成文法典，其思想为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宗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修订秦律，颁行全国，为车书一统、四海一家奠定了法度基础。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湖北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，看到秦律的内容，秦律为以后的汉律所继承。

公元前206年，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，占领秦都咸阳。他接受樊哙、张良的劝告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。为了争取民心，废黜秦朝的严刑峻法，与关中父老“约法三章”——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”，达到了刑清政简、应者云集的治理境界。汉代《九章律》，就是萧何参考秦律，结合《法经》修订而成。到了唐代，不同时期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，都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。如高祖李渊时期的《武德律》、“五十三条格”，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的《贞观律》《贞观令》《贞观格》《贞观式》，高宗李治时期的《永徽律》《永徽律疏》，玄宗李隆基时期的《开元律》《大唐六典》，宣宗李忱时期的《大中刑律统类》等。

北宋仁宗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包拯由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途中，看到存在有法不依、执法不明的弊端，写下《上殿札子》上呈朝廷，其中有言：“臣闻法令者，人主之大柄，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，不可不慎……法令既行，纪律自正，则无不治之国，无不化之民。”包拯指出，法令是固国之本、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，只要法令畅通，风纪自然清正，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，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。包拯以法令治天下的主张和他执法如山的实践，给后世提供了历史智慧。

“道法者治”，能否做到令出如山、执法严明，既关乎法令制度的权威，也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，关乎民心所向。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，一再验证着“法令行则国治”的深刻道理。
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