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觉哉是著名的“延安五老”之一，被人们尊称为谢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内务部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。虽身居高位，但谢老从不以元老自居，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，带头树立良好家风。

一、廉洁奉公一身清

作为党的高级干部，谢老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、普通共产党员，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，对子女和亲属更是严格约束。他经常告诫儿女们：“我是共产党人，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，不许有特权思想。”

不许子女特殊化，是谢觉哉家风的特色之一。早在延安时期，有一次他的孩子到机关食堂玩耍，正遇到开饭时间，管理员想留孩子吃“小灶”，谢觉哉坚决反对，马上要求孩子回家，并嘱咐他们以后少去“小灶”食堂。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，因工作需要，公家配给谢老一辆小车。有一次，偶然发现子女用了车后，谢觉哉非常生气，“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，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”。随后，谢觉哉叫家人付了车费，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，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。谢觉哉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育有4男3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湖南老家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京“做大官”的父亲给予“照顾”，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。谢老写信劝他们不要来，他说：“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‘焦官’（湖南方言，指不挣钱的官）。是的，‘官’而不‘焦’，天下大乱；‘官’而‘焦’了，转乱为安。”

他还作诗一首：“你们说我做大官，我官好比周老官；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周老官，这显示出谢老的人民公仆本色。后来，有的儿子不听劝阻来京要求安排工作，谢觉哉依旧铁面无私，他说：“全国刚刚解放，下头更需要人，你有文化，还是回家乡工作好。”面对妹夫提出介绍工作的要求，他则回应道：“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，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，你来当部长。”

1949年后，谢觉哉曾3次回到湖南，有两次到南馥冲老家。在老家，谢老对子女和家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、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、老百姓生活困顿的情况很有意见，他批评教育道：“修车路，不是对我的尊敬，而是对我的不尊敬，人民看了，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，是个架子很大的官，这是浮夸风的反映。”并坦言：“我两次回乡，都不很称意。我还想回乡一次，不过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不要派人包围我，要让我行动自由；第二农村要容易买到猪肉；第三要看到到处是幼林。”言语中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清廉正派的风骨。

二、勤劳节俭乐吃苦

谢觉哉的勤俭家风源自其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。谢觉哉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妇人，会劳动、善家务、俭省节约，很受人尊敬。据谢老回忆，母亲从不溺爱他，从小就教他喂猪割草，教他做人处世的道理，勤劳俭朴、做个好人等朴素道理他很早就铭记于心。

谢觉哉非常注重孩子勤劳品格的培养。早在参加革命前他就曾告诫还在上高小的长女琼英，“读书和劳动是两不误的事情，学会烧茶、煮饭等治家之事同等重要”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当从老家的来信中得知女儿冰茹已能自食其力时，他兴奋地回信：“冰儿自己劳动养家很好，我听了非常高兴。靠遗产生活，是最没出息的人干的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谢觉哉教导子女“凡自己能做的事，都要自己动手，扫地、洗衣服、煮饭、炒菜、院子里挖土种菜，都要做，做惯了就闲不住，身体也会强壮”。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，三年困难时期，院子里有块空地，谢老就在休息时间带着家人翻地种菜，自力更生。

谢觉哉生活非常节俭，常常是一件衣服、一双鞋子一穿就是十几年，每当家人要给他买新衣、做好吃的时，他总是说：“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，再好就要过分。”谢老不仅自己生活节俭，还经常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。20世纪60年代，谢老家中人多，孩子们吵吵嚷嚷地喊着要换房子。为此，谢老给子女们写了一封家信。信中写道：“有一个观点必须更正：这个房子是很好的，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，就叫嚷起来。”他以“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里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，北京市的居民也只能分到4两油，鸡蛋、肉也很难买到”等例子告诫子女“要看过去，看别人，要工作在先，享受在后，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应该感到不安，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”。

谢觉哉一生扬鞭奋蹄、笔耕不辍，留下了百余万字的家书、日记，千余首诗歌和数十万字的《谢觉哉文集》。董必武称赞他“传家绝业诗千首，报国方多笔一枝”。林伯渠赞其“清词如海复如潮，健笔春秋百万刀”。谢觉哉和谐融洽、勤奋好学、廉洁奉公、勤劳节俭的家风在这字里行间、言传身教中流转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。